归化城金融史话

归化城金融史话

(一)归化城商业的由来

归化城，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的旧城。很久以前它是蒙古民族的游牧地。

根据历史记载，我国北部的游牧民族，为了从中原取得生活资料，曾与历代的王朝，不断地发生冲突，延及明朝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土默特旗首领俺答，与明朝当局有所纠缠，其主要愿望，就是希望嘉靖皇帝答应在长城沿线各口开设马市。

所谓马市，就是蒙古人民以驼、羊、牛、马换取内地商人的日用百货，解决牧区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一种交易形式。当时俺答为“鞑靼国”左翼各部的统帅，他有地位、有权力、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位嘉靖皇帝，是个刚愎自用之人，无论如何也不答应马市的开设，这实为俺答扰边的缘由。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率部东进，围困北京，嘉靖皇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允许了马市的开设，但是经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他又借口封闭。俺答于是继续扰边，直到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才因俺答受封，结束了这种麻烦的局面，按年按季，开设马市，成为双方的交易市场。由嘉靖八年至隆庆四年（公元1529年至1570年)中国经过了四十二年的纠缠，才解决了这个互市问题。

爱新觉罗氏，当时也是一个游牧部族的首领，由长白山一带崛起后，在公元1644年入关之前，蒙古各部落，已公开承认清朝的宗主权。在那个时候，他一方面取得了宗主国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承担了保护藩属国的义务。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朝代替明廷统治了长城内外后，由于满族的生活习惯、地理环境与蒙古民族大致相同，所以在他掌握了中国政权后，了解游牧民族对内地商品的迫切需要，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原地带的生活资料可以畅运北来。由于商品交换的频繁，逐渐拉开了归化城的商业序幕。

(二)归化城商业发展概况与银炉铺的产生

顺治初年，内地一些小商贩与朔平麻一带的坐地商，取道杀虎口等处，用各种货物，到归化城换取蒙民的皮毛、牲畜，这种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自康熙三十五年，清军西征噶尔丹后，逐渐开拓了外蒙古科布多与乌里雅苏台等处的商路，从此奠定了旅蒙业的发展基础。

归化城是清朝设置的对蒙古贸易的三个中心之一，它是全国各地同蒙古、新疆进行产品交易的一个重要地方。康熙于公元1701年巡幸塞外到达归化城时，曾敕令汉满官员，招商北来，繁荣市面。那时原在杀虎口、右卫一带做蒙汉贸易的山西祁县、太谷一带的商人，就向前推进了一步，从此归化城就有了坐地商。雍正年间各行商业，已见发展。乾隆时，因为绥远城的兴建与土地的放垦，坐地商就更见活跃。根据《绥远通志稿》记载，归化城的商业，发达于雍正、乾隆之间。所以在乾隆中叶，清帝为了增加税收，曾以筹款实边为名，设置归化关，制定税例，征收印子钱、毛包钱、驮子钱，可见归化城的商业，在那个时期就呈现了繁荣景象。

根据老年商人谈清初归化城的坐地商，以做蒙古生意的货行发展最早。那时曾有三家大商号，范家号、宏图号、天元号，人称三大号。嗣后又有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东万和、西万和与王盛斋、商盛斋、聚盛斋、兴盛斋四大斋的开设。那时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这三家商号，都是称雄塞外的旅蒙商，一般人也称三大号，并将原来的三大号，改称“老”三大号，以示区别。

归化城在坐地商户产生后，已开始使用货币。康熙末年，曾有三成箩儿铺的开设，这是一家最古老的手工业者。雍正中叶，因社会发展与各行商业资金周转的需要，即出现了万福兴银炉与福茂泉钱铺。乾隆时期，又有永合堂药店、魁记货庄与大城粮店的开张。嘉庆初年，又开设了允和成鞋帽庄与三和兴陆陈行。同时又有祁太帮开设的三晋源账庄，专营借贷业务。根据以上所述，归化城银钱商的应运而生，是与各行商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三)银钱业盛衰时期的分述

旧化城的银钱商，萌芽于雍正时期。那时当地的座商曾联合组成了崇厚堂，公推四个老年人为“乡耆”，负责与当地官府进行联络，其性质，如同一个小型商会。

乾隆中叶，由于商业繁盛，行业增多，银钱商为了办事方便，就组织了宝丰社，设总领一人，由各家钱铺轮流担任，办理钱市交易，联络官府与行业中的一切事务，全年开支约计白银二千两，年终时，向各家钱铺分摊负担。

嘉庆与道光初年，是山西票号的开创时期，也是归化城商业的繁盛时期。这时所有平遥、太谷、祁县一带的封建资本集团，为了吸收塞外的财富，纷纷投资，在归化城等处，设立钱铺、票号、账庄，操纵口外金融。从那个时候起，至光绪末年止，归化城的银钱业，就先后开设有：

(1)祁太帮开设的钱铺。计有东义源、协和成、法中庸、谦益恒、谦益永、德泰和、义成德、隆盛厚、瑞盛庆、谦恒永、永和号、复泉茂、万昌涌、隆昌旺、大德生、达泉甡、蔚隆泰、天亨玉，除天亨玉在光绪中叶改名为天亨永外，蔚隆泰亦在民国3年(公元1914年)由山西崞县史载名等接办改组，聘请邢克让为经理继续经营业务。

(2)忻州帮开设的钱铺。计有泰和昌、聚义恒、德顺和、天生德、丰盛隆、晋义通、双盛成、德和长、乾元通。

(3)代州帮开设的钱铺。计有大成兴、恒升昌、恒吉昌、德生昌、恒生昌、恒玉昌、谦益永。辛亥革命前后，恒升昌曾改名为日升元钱庄。

(4)大同帮开设的钱铺。计有双兴厚、元亨泰、义泰祥。

(5)榆次常家开设的钱铺。计有大厚玉、大丰玉，那时一般人都称它们为“十大玉”。大盛魁开设的钱铺叫裕盛厚。盂县帮开设的钱铺叫谦益恒。丰镇厅隆盛庄常胂铁炉投资开设的钱铺叫昌盛兴。本地商人开设的钱铺叫元恒泰。

帐庄计有祁太帮开设的中兴永；大盛魁开设的天顺昌；法中庸开设的法如春。

银号，亦名银炉。当时开设的计有万福兴、永舟号、兴盛号，瑞兴茂等。

票号，亦名汇兑庄。当时有祁太帮开设的崇义公、大德通、大德恒、瑞生润、合盛元等。榆次常家开设的大德玉、大生玉等。大盛魁投资祁县开设的票号分庄叫大盛川。北京帮开设的票号叫蔚丰厚。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奏准清廷，成立了户部银行，不久又改名为大清银行。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曾在归化城设立支行；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因革命军兴，该支行即行裁撤。这就是归化城出现银行组织的开始。

以上这些钱铺、票号、帐庄、银号，大多数是开设于嘉庆、道光与同治时期，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势力，逐渐侵入内地。当时集中于归化城等处的皮毛、药材，大量出口，一般银钱商受到外贸关系的刺激，在帐面上往来的金额数字日见增加。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因军费庞大，国库支出，除向民间尽量搜刮，加重各种税收外，因铜质缺乏，曾铸用铁钱与小铜钱。小铜钱有两种，一种叫二皮钱，一种叫沙板钱，它们是与成吊钱混合使用。那个时期，因银根奇紧，归化城的银钱商周转困难，营业上呈现了窒息状态。

同治时期，当地官府如绥远城将军衙门、道台衙门与二府衙门等，每年阴历正月，在各钱铺开市前，由“生息银”的款项下，拨出一部份，交给保丰社总领，贷给各家钱铺，从事经营。当时规定的月息仅为一二厘，年终才本利清还。这种官款的借贷，对资本薄弱的钱铺，有很大的帮助。

光绪中叶，归化城的面粮店，因农业丰收，曾有预定米面交易，它们所收到的预定款，大部份利息存于各家钱铺。所以在那个时期的存款户，以面铺粮店为主顾。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据不完全统计，归化城的钱铺，除停业者外，计有法中庸、双兴厚等三十家。宣统年代，约计有三十二家，这是归化城银钱商的旺盛时期。

清代末叶，票号营业，最为发达。那时，银行尚未兴办，而海禁大开，对外贸易与金融的周转，更见频繁，所有一般的汇兑业务，完全由票号承办。因此票号生意兴隆，都能获得厚利，称雄一时。

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宣布独立，旅蒙商受到很大影响，使换取的皮毛牲畜，不能南运；同时祁县、太谷、平遥等处的封建资本集团，由于政体改变，局势动荡，对在各地开设的钱铺、票号，也纷纷收庄，到民国2年(公元1913年)归化城的银钱商仅留存义丰祥、法庸中等十三家。这是归化城银钱商的衰落时期。由民国3年(公元1914年)至民国15年(公元1926年)，先后又有祁太帮的晋升恒、晋义祥与大同银号等，忻州帮的义丰祥、晋丰祥、云集祥与义聚昌等，大同帮的丰盛隆与和成钱庄，大盛魁的通盛远(邢克让兼任经理)等钱庄开市．这个时期，钱庄户数，又增加至十家，营业情况亦较前发达。民国15年(公元1926年)至民国17年(公元1928年)，因为军阀混战，银钱商受到很大损失。如山西军阀在民国16年(公元1927年)秋，由绥远撤退时，曾勒索了泰和昌、天亨永、双兴厚等各家钱庄的现洋四十余万元。民国十七年夏，奉系军阀，借购买军火之名，提走了平市官钱局的基金一百一十四万余元。从此，归化城的银根，就日见紧张，各种纸币充斥市面。民国18年(公元1929年)归化城的旅蒙商业大见萎缩，兵灾旱灾也相当严重，因而一般银钱商的营业也随之衰退。及至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后季，经济有所回升，银钱业也逐渐转向繁荣。据不完全统计，钱庄有大德通一家，外埠的银钱行商，有仁发公银号、绥西垦业银号、和记钱庄、永利银号、晋兴钱庄、通记银号、溥晋银号与恒记银号等十余家。

民国26年(公元1937年)秋，日寇侵占归绥，银钱业备受摧残。民国34年(公元1945年)抗战胜利，傅部东进，中央银行与绥远省银行，亦由陕坝镇迁移归绥。那时，绥远省银行除将蒙疆银行厚和市分行与同和实业银行全部清点接收外，并扩大组织恢复了原有的业务。民国35年(公元1946年)中国农民银行与中央合作金库，先后派员来绥，设立分支机构。同时还有许多发了困难财的上层人物，他们吮吸了大量的民脂兵血，个个腰缠万贯，除了吸大烟、打麻将、嫖妓、纳妾、置房、买地极尽骄奢淫逸外，勾结以往的钱商，利用歇业钱庄的招牌，投资复业，还依仗政治势力进行超经济盘剥。当时重新开张的钱庄，计有天亨永、裕盛厚、日升元、义丰祥、义震昌等五家。它们的业务，除了放款存款与汇兑外，还进行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勾当。民国36年(公元1947年)前后，龚国华等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在小街成立了“第一信用合作社”，作为他们在政治上活动资本的策源地。所有社员，都被利用蒙蔽，经济上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同时邢维极与车云生等，也曾在石头巷筹备“第二信用合作社”。但在法币、关金与金元券等不时贬值的情况下，它们都销声匿迹，纷纷停业，从此归绥市私人开设的钱庄、银号，就绝迹了。

票号业务，在清代末叶是相当发达的。那时归化城的票号，计有大德通，大盛川等九家。因为它们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不能根据大势所趋，更张易弦，所以在民国初年银行逐渐兴起后，票号业务，就走向衰落。钱庄营业，多少年来，虽然也有萎缩繁盛的更替，但在抗战前夕因为钱市取缔与金融稳定等关系，曾有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根据当时的统计，兹将双兴厚等十六家钱庄的营业情况，列表如下。

(四)银行兴起与业务情况简介

民国3年(公元1914年)大清银行已改为中国银行，为了活跃市场扩展业务，曾在当时的归绥设立绥远分行。后因营业不佳，缩小范围，遂改组为寄庄，仍由天津分行管理，专营汇兑业务。每年的汇出数约计七八十万元，汇入数约计五十万元左右，库存现款，经常为一万余元。民国26年(公元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它就将业务清理，宣告结束。

绥远平市官钱局，是一个地方性质的银行，也是一个官督官办的金融机构。它成立于民国4年(公元1915年)。当时绥远官府，曾以救济灾荒的名义，领到了帐款五万元。款一到手，立即改变了用途。他们认为区区五万元帐款，发到灾民手里，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就挪用这笔帐款作为资本，开设了绥远平市官钱局。成立初期，曾发行小额铜元券，不久发行数额增加了，角票也出现了；再过一个时期，发行额更大了，一元、五元、十元的银元兑换卷，也大量发行出来，各项业务也扩展了，从而也就成为唯一最有权威的地方银行了。那时它曾在绥远境内的包头、五原、萨拉齐、托克托、清水河等县，设立分支机构；天津、太原、大同各地也设立了分局或办事处。民国17年(公元1928年)绥远特别区改建为行省，并将察哈尔特别区所属的丰镇、凉城、兴和、陶和林与集宁等五县，亦划入省境。那时，它为了扩展业务，增加收入，又在集宁、丰镇、兴和等处，设立了分行与代理店。民国18年(公元1929年)，因营业发达，曾由纯益项下续增资本五万元。营业范围计分汇兑、贴现、存款、放款与仓库等，并代理省金库，经理公债还本付息等一切业务。根据民国21年(公元1932年)6月份统计，资产项下，是4058000元，负债项下是3983000元。实业投资计有绥远电灯公司股本216500元，平记裕盛厚钱庄资金10万元，山西晋华纺织厂股本3000元。钞票流通全省与山西大同等处。民国23年(公元1934年)，因银根奇紧，周转困难，如无电灯公司、面粉厂的支援，很难应付当时严重的挤兑风潮，渡过年关。民国25年(公元1936年)依据它的帐簿统计，流行在市面上的旧钞，仍有四十余万元，尚未收回，折合当时的现洋，大约为十余万元。库存现币，平均约有百余万元。民国30年(公元1940年)绥远省政府为了扩展业务，又增加了一部分资本，将绥远省平市官钱局改名为绥远省银行，各地的分支机构，也都改名为绥远省银行的分支行和办事处。在它成立初期，曾设有总办一人，督办全行事务。并设经理副经理各一人，主持全行业务；行内分设营业、会计、出纳、发行、文书等五股，每股设主任一人，股员与练习生等若干人，办理各股的事务。傅作义主绥时期曾聘请地方绅士与财政机关的首长和权威商人等，组织董事会，为该行的最高行政组织。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将它留下的基础，归并于蒙疆银行。民国34年(公元1945年)秋，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绥远省银行迁返归绥，扩展了原来的业务，民国38年(公元1949年)绥远解放，它才由中国人民银行绥远省分行接收过来。从此，绥远平市官钱局及其改组为绥远省银行的全部历史宣告结束。

民国6年(公元1917年)，交通银行为了开展塞外业务，也曾设立绥远分行于归绥，后因营业清淡，改为支行，不久又改组为办事处。民国20年(公元1931年)前后，业务稍有起色，又改名为支行，直辖于天津分行，专办汇兑、存款、放款等业务。根据统计，每年的汇兑总数约有六十万元，存款数达十余万元，放款数约有三十万元，库存现款大约有一万数千元。民国26年(公元1937年)秋，日寇侵占归绥后，它的全部财产即被没收。

山西省银行，曾于民国7年(公元1918年)在归绥设立绥远分行，归太原总行管理。它的营业方针以活动市面，调剂汇利为主，而对绥远的政治金融，更有密切的关系。根据民国25年(公元1936年)的统计，近三年中，每年平均存款约达六十余万元，以公款居多，放款约有一百五十余万元，其中公家与商号各占半数。汇划每年平均达四百万元左右，它所发行的钞票，也曾有几次的挤兑风潮。及至民国26年(公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分行即告结束，迁返太原。

民国8年(公元1919年)晋北镇守使张汉捷与高在田司令等，为了吮吸塞外劳动人民的血汗，曾将他们搜刮到的金钱，拨出一部份作为资本，在邢克让的主持下，成立了乾丰银行，办理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这是私人银行设立的开端。及至民国13年(公元1924年)冬，因时局变动宣告歇业。

民国9年(公元1920年)京帮商人王赞廷、沈虎臣等，勾结了一些权门名贵，投资26万元，开设丰业银行，它的组织是有限公司的性质，也曾请准官府，发行纸币。民国22年(公元1933年)3月，因发生挤兑风潮，一度停业；同年9月，经过整理与充实基金之后，继续开业。根据该行的不完全统计，每年的存款数约计三十余万元，汇兑总数平均为200万元，放款数约计二十万元。民国26年(公元1937年)10月，日冠侵占归绥后，它的全部财产归并于蒙疆银行，从业人员亦多星散。

西北银行，是国民军的金库，开办于民国14年(公元1925年)左右。总行设在张家口，北京、天津、归绥、包头都有分支机构。当时它也曾发行银元兑换券，流通于察哈尔、绥远两个特别区。民国15年(公元1926年)秋，国民军向宁夏、甘肃撤退，西北银行即行宣告结束。

北洋保商银行，于民国19年(公元1920年)在归绥大南街头道巷设立办事处，归总行管理。营业萧条，于市面金融影响无几，它每年的汇款总额约达六七十万元。民国26年(公元1937年)抗战军兴，交通受阻，它就撤庄清理，从此歇业。

民国34年(公元1945年)中央银行，由陕坝移来，因为它是当时的国库，对外不作交易与一般商号关系极浅。

民国35年(公元1946年)中国农民银行与中央合作金库，虽然也经营金融业务，但是开张的时间较短，于市面经济并无多大影响。民国38年(公元1949年)绥远解放，除中央合作金库自动歇业撤庄外，中央银行与中国农民银行均由中国人民银行绥远省分行清理接收。

(五)钱铺的剥削手段与帐庄、票号、银号的业务区划

据年老人谈，归绥城这个市场，在清代，因为它远处塞外，现银缺少，一般商号，假如没有钱铺的支持与过拨转帐，它们的现有资本就很难周转。可见当时归化城的银钱商，对于市面的金融活动，的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雍正时期，归化城就有了钱铺的开设；过了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又有帐庄、银号、票号等出现，辛亥革命前后，银行才兴办起来。它们虽然都属于金融界，但各所经营的业务，都有明显的区划。现将一般钱商的剥削手段与它们当时的主要业务分述于下：

(1)钱铺，后改名为钱庄。它的主要业务是存款，放款，对当地的商号往来过帐。凡是能够做到通街过帐的钱铺，才准加入宝丰社。那时地面上通行的货币法码，因为现银奇缺，曾有谱拨银与拨兑钱的规定。这种谱拨银与拨兑钱的比价，是由各家钱铺，每天早晨前往保丰社掌握下的钱市上做数子。这种钱市活动，也是它的一项经常业务。辛亥革命前后，银元、铜元与钞票开始通行于市面。那时它们对于银元、铜元、钞票、谱拨银发兑钱与方孔制钱的互相比价，也是每天上市做数，开盘交易。清代末叶，它们掌握了市场上的金融情况，了解谱拨银与拨兑钱以及吊钱、现银等的需求缓急，就在钱市上以空卖空，获取暴利。民国初年，因有银元，铜元的通行，它们就不断地兴风作浪，大搞赌博性生意。这种赌博性的生意，绥包一带的人们，称做“虎盘”，又叫“耍空头”。直到废两改元，钱市取消，这种活动才告绝迹。

一般钱商，都具有巧妙的剥削手段。例如每年阴历正月初八、初十两日，在所谓小开市与大开市以及标期、骡期的时候，各家钱铺的从业人员就纷纷出动，前往各商号做银钱交易，即使不需要贷款的商号，他们也三番五次地纠缠，让人家或多或少过一笔空头帐，按市例规定提取佣金。这种凭空取水的佣金，当时叫做“利市钱”。各商号所取的银子，又有所谓客银和现银的区别。客银原是谱拨银的化名，客银存放在三个月以上时，即可作为现银。平时如客银折合现银，每100两可得98两，其余二两，作为他们的手续费，过算的时候，因为周转频繁，银根较紧，客银与现银就没有什么区别，可以通行拨用。唯现银在标期三天以内，可得利息五钱；客银在标期十天以内，可得利息四钱五分，十天以外，就停止付息。他们在对同业的交易当中，客银的满加为四厘五毫，现银即为六厘。但是对其它行业，客银的满加为一厘五毫，现银即为二厘五毫。同样的客银与现银，在利息的支付上，就有如此的悬殊，可见当时归化城的钱商，对一般行业的剥削，是如此的严重。

清代，归化城的钱铺，对其它行业都叫做外股子。凡与外股子做银钱交易的时候，他们就极尽剥削之能事。一般钱商，对存放款是按期限长短收付利息的。但放款的日期愈长，付出的利息愈少。利息的支出与收入，有日息、月息与满加等的区别(存款在一个月以上者，都叫做“满加”)。那时存款的日息，大约为三厘、月息为八厘，“满加”为四厘。贷款的日息为四厘，月息为一分一厘，“满加”为五厘。但是对外股子的存款，须在他应得利息内抽取佣金。当通行白银与元宝时期，白银兑换元宝每锭须加手续费二钱五分。每年年终，各行商号所存的元宝与白银，又有所谓“加色费”的规定，客银每锭五十两收“加色费”二钱五分；现银每锭五十两收“加色费”三钱五分。这种“加色费”，其性质类似保管与折旧费。同时归化城的市面，曾有方孔制钱的通行。而各钱商的出放，即以城钱为标准。如城钱规定为，以28枚为100文，在他向外股子贷出时，多按二十五、六枚交付。收回来的时候，多收一、二枚。这种一出一入剥削到的钱，叫做“底儿钱”。

民国初年，一般钱商仍在每天早晨拥集钱市，作以空卖空的银钱交易。所做的数子，如与权威钱庄的利益发生抵触，它们就贿通官府，张贴布告，勒令撤销，在那个时候金钱确实神通广大。

在银行兴起之后，一般钱庄才兼办汇兑业务，一切手续，取法于银行。当年归化城的经济命脉，完全由钱庄操纵，各行各业，每天的交易，都以谱拨银为标准，晚间归结于钱铺，其它通行的白银、铜钱，都得换成谱拨银，方能通使。可见当时归化城的钱商具有何等的权威。

(2)帐庄，又叫借贷庄。它是一种专门经营借贷业务的银钱商。它不通衍过帐，也不参加宝丰社，只与一般贷户有所来往。货款要收利，普通借款的利息，大约为四五厘；存款利息，大约为三二厘，一存一放便大获其利。光绪中叶，也曾有不少的帐庄，大搞赌博性质的“虎盘”生意。辛亥革命后，在银行兴起的时期，借贷业务即被银行代替，从此借贷庄就销声敛迹了。

(3)银号，也叫银炉。清朝时期，归化城的市面上，也曾流通白银。这些银子，经过多次的周转，大银锭被破为小银锭，小银锭被破为碎银子，含银质量，也不一致。这在银两的通用上，多有不便；同时也时常发现假银子。因而就有一些钱商，请准官府设立银号。它们把碎小的银子，化开重新铸成含银量一律的元宝和大小银锭子，上面铸以“足色纹银”和银号名称等字样，以资识别。元宝的“平色”也是银号、钱铺、票号的一种业务，可以得不少的利润“平”是论分量，各号都有自己的“平”每平约有千分之五、六的收益。“色”是论质量，即所谓成色。从成色中，约有千分之五六的盈余。辛亥革命后，元宝多由银元代替。原有的银号业务，即被时代淘汰。

(4)票号，也叫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银钱商。归化城的票号，多系行商。它既不通街过帐，也不参加宝丰社的组织，只是和有关系的商号，在营业上有所往来。它所经营的业务，以汇兑为主，兼办存款、放款与平色。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平遥帮票号蔚丰厚成立后，曾在归化城设置庄口。光绪末年，大盛川票号，因得到了大盛魁的支援，生意兴隆，称雄一时。后因汇兑业务由银行与钱庄代替，归化城的票号从此就逐渐消逝了。

(六)错综复杂的货币制度与利率、汇划

归化城在座地商户活跃后，即开始加用货币。那时的货币的流通，仅有方孔制钱与白银。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为现币缺乏不敷市面周转，而祁太帮的封建资本集团，为了提高他们的信用，巩固他们的金融阵地，便产生了谱拨银与拨兑钱的货币制度。

谱拨银是一种以两为单位的虚根本位性质的货币制度。它不是全国一致的制度，而是地方性的制度。据老年商人谈，清代中叶，归化城的市场有两个特点：一是城市虽小，而集散的物资数量大；一是商号的家数虽少，而交易额却比较大的城市高得多。谱拨银与拨兑钱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的。因为归化城既然是个物资多，现银少的地方，如果没有虚银本位的货币，各商号的资金，的确是周转不开的。自谱拨银与拨兑钱的货币制度建立后，它的通行是由宝丰社掌握的。所以它的价格是稳定的，而且也是高于各色银分的。那时归化城的银分是极其复杂，名目也很多。如驴耳杂银、马前梁银、馍馍银、国公宝银与晋太官银号所铸的俸禄锭子等。这些银两的成份也不一致。除国公宝银俸禄锭子外，其它的一些杂银，也都有铝、锡的参混，所以一般人都称它们为各色银子。

各行各业所通行的银分，在那个时期，也有很大的区别。如烟茶庄使用的银分叫做茶银，也叫九二银。它的每两单位比价，等于谱拨银一两的○九六；货行使用的银分，叫货银，也叫九四银，它的每两单位价格，等于谱拨银一两的○·九二九六六；纸庄海味店使用的银分，叫府庄银，也叫做九三银，它的每两单位价格，等于谱拨银的一两的○·九一九七七；这一种比价是固定的。但是一般商品如互相过帐，或者是和各地商号拨款、汇兑，都是用谱拨银的价格来计算。唯一般居民购买日用物资，则以拨兑钱为主，方孔制钱为辅。拨兑钱又名城钱，也叫街市钱。它的数额也不是一致的，最初是以18枚方孔制钱为100，市面上叫做一八钱，以后又有二二、二四、二八、三二、三七等的变动。所以它和谱拨银的比价，不是固定的，而是每日早晨由各钱商在钱市上做“数子”的。所谓“数子”就是拨兑钱与拨谱银的比价。这种比价，每天虽然也小有出入，但都变动不大。

拨兑钱是用出贴子的形式来表现的。它只有代表使用的纸贴子上所写的数字，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如果要兑现的话，则一吊拨兑钱用当时流行的街市钱如二八、三七等数的方孔制钱来代替。谱拨银却不是这样，它有宝丰社铸造的银锭子为代表它的现品，假如要兑现的话，则一两谱拨银可以兑换一两铸有足色纹银字样的银锭子，事实上兑换银锭子的却很少。因此当时一般人都说归化城是真银子假钱的市面。

在白银与方孔制钱流通的时代，官府衙署，曾有库银、国公宝银的区别。当时一般人都称为“七银八色”，如缴纳库银，即以白银一两二钱五分为一两，这是当时官府的公开压榨，老百姓只得忍气吞声，任其宰割。方孔制钱，除了有拨兑钱与够足数的吊钱而外，尚有“混满钱”的通行。如咸丰时期的“混满钱”，每一枚，即有半数以上的铁钱与小铜钱混合使用。因为钱底较差，所以在那个时候归化城的物价，就较内地为高。光绪初年，铁钱虽然作废，但是每百枚中尚有一二十枚或五六枚的小铜钱，再加以钱商扣除了底儿钱，实际上的方孔制钱，落在使用者的手里，仅有九十七八文，可见当时的货币，是何等的复杂。

归化城的市面上，在谱拨银与拨兑钱的货币制度流通后，多少年来，一直通行无阻，有的时候它所代表的价值，且高于当时的现银与现钱。咸丰中叶，因为现钱缺乏，一般粮店又发行了贴子。贴子上所写的数字价值，也如同当时的拨兑钱。

光绪末年，归化城才有了现洋的通行，当时它和成吊钱的折合率，是以成吊钱800文，兑换现洋一元；拨兑钱的折合率，是以3840文兑换现洋一元，这种比价基本稳定。

民国初年，铜元上市，制钱逐渐作废。它和现洋的比价是由三百八九十枚至四百枚以内而通行。同时现洋增多，白银绝迹，市面上的交易，就出现了谱拨银与现洋相提并用的局面。但是一般钱商，因积习难改，仍以谱拨银为主。民国15年(公元1926年)以后，因为现洋外流，呈现了涩滞状态，当时经过了各行各业的研究，决定仿照谱拨银的办法，通行谱洋，从此谱洋与谱拨银都占了货币上的重要地位。

在现洋通行初期，每元当以白银七钱二分计算。但在民国9年(公元1920年)，现洋上市做数以后，它的比值，就逐渐增加，有时每元可抵白银九钱二分。这也是在银根奇紧的情况下而产生的特殊现象。在那个时期，北洋政府财政部，为了增加辅银币的通行，曾有以铜钱80文与160文折合的小银币，携带方便，各地通行。

当白银、谱拨银、方孔制钱、拨兑钱、现洋、谱洋、钞票、铜元通行于归化城市面的时期，仍以谱拨银为标准，其它各种货币的价格，以及汇兑、利率与银分等，仍然是由各家钱商每天早晨拥集钱市，按市面上的需求而定。同时各家钱商与其它行业经常也以空卖空，大搞“虎盘”，抑勒高抬，从中渔利，竟致各种货物的价值，涨落无定，甚至一天就有几次波动。

民国16、17两年(公元1927年至1928年)绥远地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与兵灾。地方官府，藉名施帐，曾有所谓兵灾旱灾救济会的组织。他们见到农民粜银，因谱洋与兑钱的折合，吃亏很大，所以就请准上级照令废除拨兑钱的货币制度，同时为整理金融，禁止滥发纸币，并将粮店所出的贴子，一律取缔。这使当时一般粮店的资金周转受到很大的影响。民国24年(公元1935年)2月，废两改元，钱市取消，“虎盘”生意无形停止，标期、骡期，亦告废弃。在那个时候，市面上银角币已行绝迹，仅有铜元、银元、钞票三种流通。银元计有墨西哥、大清、表头、湖北造、中山等五种，归绥市上通行的数量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最高时约达三百万元，最低时为百万元，平均约计一百五十万元至二百万元。铜元极少，仅供买卖找零。

民国24年(公元1935年)，新币政策，推行全国。现洋、现银，都禁止流通，只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出的钞票为主，不久，中央银行又发行了一分、五分两种硬币。

民国34年(公元1945年)秋，抗战胜利，当时仍以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关金券和以后又实行的金元券为主币。

民国38年(公元1949年)，解放前夕法币贬值，形同废纸。地方当局为了维持金融，曾由绥远省银行发行了新的银元兑换券，过渡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在那个时候，因为市场紊乱，黄金、现洋也都走上了黑市，直至解放，才将市面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彻底消除。

汇兑一项，民国20年(公元1931年)左右，银行比钱庄的业务量大，全年汇兑总额，大约有二千万元，汇款地点，以天津为主。所收贴水，交通便利的地方就少，如天津、北京一带，每千元收四、五元，偏僻的地方就大，如山西各地，每千元收六七元，最高时可达十四五元至二十元。抗战结束后，放款月息为一分，存款月息为五六厘。汇款贴水，因法币不断贬值，每千元由五六元增加至十二三元，最后达到百元上下，这也是一种少见的现象。

(七)金融季节的标期、骡期和镖局

归化城各行各业的交易，多按春、夏、秋、冬四个标期和每个月的骡期而收付款项。这种制度，既不是当地官府制定，也不是崇厚堂召集各商号集议而建立，只是由山西祁县、太谷等处的资本家共同议定，遂将下一年的“过骡子”和“过标”的日期，在阴历年前一次通知各地，遵照执行。

为什么叫“过骡子”、“过标”呢?据老年人谈：清代初期，归化城的货币，只有白银与方孔制钱两种。因为这些货币的份量重，周转的时候，就得用骡子起动，所以就将每个月清理债务收存款项的日子，叫做“过骡子”。“过标”的起源，也是这种意义。当时起动白银的骡驮子叫做标驮子，是由镖局护送。所以又将每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付款日期叫做“过标”。

归化城的“过标”和“过骡子”是商业上极其严格的收付款项的制度。商号与商号之间，由于互相往来，常有余欠。定在“骡期”、“标期”进行结算。有存款的收回来，有欠款的付出去。每年的“标期”和“骡期”，大约都在每个月的25日前后，阴历正月过春标，四月过夏标，七月过秋标，十月过冬标，这就是所谓“四季标”。阴历二月三月五月六月八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的二十五日前后“过骡子”，这就是所谓“月月常骡”。标期共计五天，标前三天进行兑帐，标期内正式收款付款，标后三天，对收付不清的商号，进行所谓“顶卯”也就是逼索债务的意思。如果“顶卯”过了，负债的商号，仍不能清偿债务，那就必须由负债商号定期邀请东家和债权商号，共同协商解决。“过骡子”也和“过标”一样。有了标期和骡期，市场上的交易就有了区划了。在那个时候，除了现款交易，凡是赊货迟期付帐的生意，都必须事前讲明清理帐目的标期和骡期，随便订日期的很少。

按照归化城当时的习惯，一般钱铺的放款，春标、秋标，利息较小，冬标因银根紧张，利息即大。同时在骡期和标期的“顶卯”前拨来的银子，一律作为现银；“顶卯”后拨来的银子，即作为客银。凡属迟期交款的生意，如先行付价，或预收半数，都按例生息到期下帐，这种合理的措施，深得外帮商人称赞。每月“过骡子”的时候，市面上的银根奇紧，须待南路常骡由太谷、祁县北来后，方见分晓。冬标须等西路的现银和库伦、乌里雅苏台一带的皮毛牲畜运到后，市面上的金融才有显著的活动，各行各户，方能互相过拨，清理债务，可见当时西北两路的旅蒙商和新疆的皮毛药材商，对归化城的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直接关系。

在票号组织未出现以前，各地白银的周转，多由镖局护送。那时归化城，曾有协和镖局、德隆镖局、永隆镖局、得胜镖局的开设。协和镖局和德隆镖局是东路常骡。凡直隶省的布庄转运白银，由归化城按季起镖后，经平型关、骆驼峪而达平山、行唐。光绪中叶，一次就起运了白银12万两，这是最大的一次白银外流。永隆镖局、得胜镖局与温家常骡，是南路常骡。凡是运往山西的白银，也是按季按期，由杀虎口经雁门关祁西达县、太谷。镖局是一种武艺行的组织，它为了保持名誉和运途中的安全，都与绿林英雄密取联系。它们接镖以后，就按每年每月规定的标骡期，将托运的白银装上骡驮，由精通武术与驰名江湖的保镖所护送到目的地。所以一般人都称过镖也叫过标。那时归化城的白银，大部份是运往山西太谷县、直隶行唐县与山东东昌府等处。它们在起骡之前，曾订立一种人在标在人死标止的文契，因为责任重大，凡经过险要地带与各个城市，都有喊标的表示。可见当时的镖局，也可以说是一种江湖上的特种行业。起运白银的骡驮子，一般人都叫“标驮子”。每把驮子驮运白银3000两。起镖的时候，驮子上都插着有镖局名号的小红旗，这也许是对绿林英雄的联络信号。清代末叶，南路常骡，以温家常骡最有声望，那时晋北与归化城包头一带，都叫温常骡。民国初年银行兴起，镖局的使命也告结束。

(八)名目繁多、顿成废纸的各种钞票

据老钱商谈，光绪末年大清银行曾发行纸币，归化城一般钱商囿于积习，不惯使用，所以在市面上没有畅通，这是归化城出现钞票的开端。

民国3年(公元1914年)，中国银行，曾在归绥设立分行，它所发行的钞票，随着上市，因信用坚实，一直没有贬值。

民国3年(公元1914年)归化城的祁太帮资本家开设的铺庄纷纷倒闭，这时宝丰社业已结束，为了活动金融，同时也准备推翻“谱拨银”的货币制度，刚刚成立一年的归绥商会请准绥远将军张绍曾成立了金融所，发行救济市面的“流通券”，基金由宝丰社移交的存款作保证，当时也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民国4年(公元1915年)绥远平市官钱局成立。最初它只发行小额铜元券，不久又发行了角票，过了一个时期，又发行了一元、五元、十元的银元兑换券。

民国5年(公元1916年)前后，票面额很大的俄钞卢布，由于旅蒙商的传播，大量流入市内，后因外蒙独立，中俄绝交，俄钞无处兑换，成了一堆废纸。在中俄交涉时期，归绥商会曾将它的流行数字，分别统计，报请中俄交涉使公署向帝俄代表提出赔偿的交涉。经过几次谈判都无结果。这就是绥远人民在钞票上吃的第一次大亏。

民国6年(公元1917年)，交通银行设立支行，它所发行的钞票比较稳定，始终没有多大波动。

民国7年(公元1918年)，山西省银行也来归绥设立分行，从此山西省钞票也逐渐上市。

民国9年(公元1920年)丰业银行开张，它发行了十四万元的纸币。钞票充斥市面，这是当时的一种特殊现象。

民国10年(公元1921年)，大盛魁曾在绥远开设了盛远银号，原想借发行纸币的手段，吸收现金，操纵金融，独霸市场。这种野心，不但未能得逞，反而在经济的周转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同时也消弱了大盛魁的信誉。它在发行了纸币以后，因为各方面的条件不够，再加上钞票本身的纸质和印刷十分粗陋，容易仿造而出现了不少的伪钞，因而在市场上很不受欢迎。早上发出去的纸币，不等晚上，就全部兑换回来。因此有人说“通盛远的票子，外边不过夜。”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所发行的纸币，除了增加纸张的印刷成本外，并给柜伙们增加发行和兑换的许多麻烦，而且根本起不了吸收现金的作用。

归化城自清初以来，就以“谱拨银”为货币制度。它不仅在归化城实行，而且在山西祁县、太谷、天津、北京、张家口、大同、古城子、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等城市，也都用这种虚银本位的“谱拨银”过帐，省去了互相点交现银的许多手续。清朝末年，通用现洋。当时归化城仍以“谱拨银”为本位，反而将银元作为辅币，因此银元的价格，当时是低于七钱二分的。如表头一枚等于“谱拨银”的六钱八分；大清银币一枚，等于“谱拨银”的六钱六分；湖北造一枚，等于“谱拨银”的六钱四分。钞票的价值，更低于当时的银元。这种价格，是由商务会根据每日钱市交易的情况，用“牌示”来公布。因此一般人把当时的“牌示”叫做牌价。

“谱拨银”是货币本位。它的价格是稳定的。而银元钞票的价格，却是经常有涨有落的。因而各种银元与钞票不仅成为“谱拨银”的辅币，实质上已经成为市场上的一般商品了。

民国13年(公元1924年)秋，中国、交通两银行的钞票，每元曾折合白银三钱，不久又上升为四钱二分。民国14年(公元1925年)夏，它们的钞票价值，曾高于当时流通的现洋。

民国15年(公元1926年)冬，因晋军来绥，山西省银行的纸币价值，曾高于绥远平市官钱局的旧钞。同年夏，西北银行的纸币，因国民军向西撤退，几百万钞票又都作废，使一般居民与商号受到严重损失。

民国16年(公元1927年)秋，晋奉战起。山西省钞与绥远平市官钱局的纸币，都停止兑现，票价大跌，造成市面混乱。同年冬，奉军来绥，汲金纯大事提款，平市官钱局的钞票，更是一日三落，失去了货币的作用。

民国17年(公元1928年)丰业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因银根奇紧，也停止兑现。当时激起公愤，曾向法院提起诉讼。后经调处，按六折八折分期兑换。民国22年(公元1933年)春，一度停业，同年九月重新开张，又发行新钞十万元。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它所收销的旧钞数额约达十三万元。民国26年(公元1937年)秋，日寇侵占归绥，将它所发行的新钞，完全没收。

民国18年(公元1929年)，绥远遭受旱灾，各县的穷苦群众为饥饿所逼，卖儿卖女，形成了人间地狱。当时归绥商会为赈济，曾发行救济券。

民国19年(公元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中原。当时阎锡山为了筹措军饷与国家银行的开办，就无限量地滥发纸币。及至战争结束，阎锡山出走大连，山西省钞和平市官钱局的纸币狂跌。最后晋钞跌至三十余元兑换现洋一元，平市官钱局的纸币和归绥商会发行的流券与救济券都跌至四折。民国22年(公元1933年)2月，绥远省府，为了整顿金融，对平市钞票与通券、救济券等，无限制的都按四折兑现，并将平市新钞，通行使用。市面金融，方见稳定。同年春，山西当局，也为了整顿晋钞，曾规定二元五角，折合现洋一元，这叫做二五兑现。

民国23年(公元1934年)冬，平市官钱局通行的新钞，又发生了挤兑风潮。后由电灯公司副理郑福成协助解决，方渡过难关。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平市、丰业的旧券与流通券、救济券等，逐渐绝迹。当时流通在市面上的纸币，除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的钞票外，仍以平市新钞为最多，其它如绥西垦业银号，山西省银行与晋绥地方铁路银行等所发行的纸币，也有不同数额的通行。

山西省与平市票值的狂跌，晋、绥人民遭受的损失，更是难以数计，金融紊乱，带来了说不尽的苦难。

民国34年(公元1945年)秋，抗战甫告胜利蒙疆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曾通过仲裁方式，暂行通用。不久，法币、关金上市，它就宣布作废，归绥人民又一次吃了钞票的大亏。

民国36年(公元1947年)末，因法币、关金逐渐贬值，当局曾将面额加大，一千元的法币曾与五百元的关金同时出笼。那时关金一元按法币二十元计算，五百元的关金，就顶一万元的法币。

民国37年(公元1948年)夏，金元券出世，归绥市的一部分黄金与白银，曾被吸收。通行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就贬值狂跌成了废纸，人民所受的损失，更是无法数计。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夏，绥远省府，为了维持金融，曾由绥远省银行发行了新的纸币，一直维持到解放，方由人民币代替。这就是归化城——归绥市——通用钞票的一般概况。

(九)山西票号与大盛川和归化城的金融关系

归化城的经济命脉，自雍正时期即由祁、太、平三帮的封建资本集团掌握。他们为了获致塞外的财商，曾有钱铺的开设。及至嘉庆、道光时期，更以压倒优势的资本创办票号，如当时的大德恒、大德通、日升昌以及由大盛魁投资开设的大盛川等，不但左右归化城的金融市场，而且整个归绥道的各种行业与银钱商都深仰其鼻息。祁、太、平三帮的封建资本集团与山西票号，对归化城金融事业的确处于支配地位。

清初，山西商人所经营的茶庄、绸缎庄、颜料行都兼办汇兑业务，这些兼办汇兑业务的茶庄、绸缎庄、颜料行等，就是票号的前身。及至嘉庆、道光年代，它们才正式改组为票号。

山西票号，按它们总号所在的地点，分为祁县、太谷、平遥三帮，习惯上简称祁、太、平票商。关于票号的总数，根据山西地方史研究7记载，平遥、祁县各有21家，太谷有9家。若按成立年代先后来说，平遥最早，祁县较晚，太谷后起。票号的首创户，是平遥的日升昌。日升昌开设于乾隆时期，原为颜料行，最初曾经办汇兑，但是只限于对号内伙友亲戚故旧的照顾。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由于社会的需要，经理(掌柜)雷履泰便另设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业务。不久，平遥县好几家绸缎庄，在它的影响下，也跟着改成了票号，祁县的茶庄，也有改成票号。所以从乾隆、嘉庆到道光初年这一阶段，可称为票号的开创时期。当时中国还没有银行的设立，人们甲地存下的银子，想运到乙地使用，十分困难。交通既不方便，又没有办理汇兑业务的机构，只有自己携带，或委托镖局护送，但都不安全可靠，往往发生劫财伤人的事故。票号就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其所以称为票号，就是因为它能够开出票据，把甲地的银子兑到乙地使用。存银子的人，拿上这种票据就解决了旅途携带银子的困难。因而它的利润很大，生意十分兴隆，分号遍设全国。人们以其资本雄厚，多以大量的银子存入。有时国家的存款和汇兑，也依靠票号来办理。所以一般人常说，“票号汇遍天下”。咸丰以后，不但增加了由其它行业改组而成的票号，而且独立专营的票号也逐渐增多起来。

那时它的业务范围，除了汇兑而外，还兼办存款、放款、平色等。得到的利润，一般汇费在百分之一以上，存款大约为二三厘，放款为七八厘，从平色中也可获利。这时的票号不仅为商人服务，而且已经和当时的官僚政治结合起来，它可以代办“捐官”，从中索取手续费。同时还可以垫款给候补官员，等到他们出任时，票号就派专人，随到任所，将垫款陆续扣清，从而取得更高的利率。这就是所谓“要京帐”。除此而外，这些票号还兼办代存官款，代汇官款的业务，有时官府也向票号借款，往来就更加密切了。光绪初年，张之洞当山西巡抚时，他就有借贷票商以供协饷的奏稿。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太原，曾向山西票号提出借款，当由贾俊臣代表各票号的经理前往觐见，即时凑集了不少的现银，星夜呈献。阴历八月十四，湖南巡抚俞廉三，筹银十万两，交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丰厚、蔚威长、蔚泰厚、协同庆、乾成亨等九家票号，限至八月二十日汇至平遥。在这个时期，北京“市面流通，视乎票号炉房”，以资周转。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从咸丰到光绪年间是票号的发展时期。而光绪一朝，山西的票号无论在家数上，营业上以及对当时政治影响上，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票号活动的地区，已由国内扩展到国外，如祁县帮的合盛元、六德通、大德恒等各票号，曾在日本东京、神户、以及英属香港，设立分庄。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全年的汇兑总额约达二千五百万两以上。

光绪末年，是票号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组织直录官银号，邀请票号参加，未能取得票号的同意。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户部银行成立，又邀请票号加入股份，号内人员亦参加组织，主办其事再三磋商，又遭到拒绝。

当户部银行与各省地方银行先后成立之后，票号的营业就一落千丈，一般的存款主顾，也因它和银行利息相差二厘，纷纷提取，营业减少了十之六七。户部银行凭借国库势力取代了所有汇兑官款以及交库生意。宣统时期，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侵入内地，外国银行亦多在各大商埠开张营业，而票号业务，更受到严重的影响。辛亥起义，一般票号对清政府和官僚的贷款难以收回，而一般存款的人，却纷纷提取。

各地分号都出现了不堪收拾的局面。民国成立，债权人都到总号坐索欠款，负有无限责任的财东，有倾家荡产归还债务者。经过这一次的大变动，不但是山西票号就陆续倒闭，而且归化城的钱铺，也因提款影响，有十九家宣告歇业。民国15年(公元1926年)以后，因受大盛魁筹办绥远电灯公司的影响，概未分红。民国18年(公元1929年)大盛魁倒闭，大盛川随即停业，民国21年(公元1932年)才全部结束。这也是绥远金融界的一件大事。

(十)敌伪时期的经济情况

民国26年(公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0月14日，归绥被日冠侵占，后改名为厚和市。当时市面上通行的货币，仍以平市新钞为标准。不久伪满洲国银行、察南银行、日本横滨银行、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和日本通行的一钱、五钱等各种硬币纷纷上市，平市新钞，就被冻结存库，停止流通，而丰业银行与绥远平市官钱局历年积存的资金共计5034520元被全部没收，以后作为蒙疆银行的基金。

民国27年(公元1938年)日寇实行经济统制，曾以各种伪钞收回平市官钱局发行的新币四百六十七万三千余元，丰业银行钞票362680元，山西省钞1262000元，绥西垦业，银号钞票18527元，晋绥地方铁路银行钞票228559元，清后销毁。同年2月28日归绥、包头等处的十八家钱庄，由日寇合并，先后拨给基金150万元，改组为蒙古实业银行。3月1日开张营业，办理存款、贷款、与各商号互相过拨等业务。是年3月20日，日寇曾以察南银行的名义，发行了一元券，4月15日，又发行了五元券，5月25日继续发行了五角纸币，不久又发行了一分、五分与一角的硬辅币。通货膨涨的现象，已行开端。11月22日。伪蒙疆政府，公布了银行组织条例，即将绥远平市官钱局、丰业银行、山西省银行绥远分行、晋绥地方铁路银行、绥西垦业银行与察哈尔兴业钱局等原有的资金内拨出1200万元筹设了蒙疆银行。同年12月1日正式开张，由日寇宗像敬久担任总裁，沈虎臣等担任理事。总行设于归绥(厚和市)，包头、张家口、宣化等处设有分行，各旗、县都设立支行与办事处，办理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当时的利率存款约计一二厘，放款约为三四厘，汇兑贴水为四五厘。不久伪蒙疆政府东移张家口，蒙疆银行总行亦随同迁往。归绥(厚和市)总行，改组为分行，继续办理金融业务。

民国29年(公元1940年)，日寇因经济衰退，曾发行了百元券，借口弥补支出。当时即有民歌一首，抄录如下，作为社会情况的反映。

百元大钞出了笼，小米能买三二斤；

汉奸乘机发大财，饿死千万好黎民。

民国31年(公元1942年)，晋北实业银行、蒙古实业银行合并为同和实业银行，当时它们的资本已由150万元，扩展为1200万元，继续经营银行业务。但是它们为了暴发横财，竟然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搞危害百姓，损人利己的勾当。

归绥在沦陷初期，金融事业因社会骚动、生产停滞等关系，日见衰落，呈现出风前残烛的景象。那时有不少的爱国志士、共产党员，从事地下的抗日活动，因而以往的法币仍在暗中流通。日寇对此采取了严厉镇压措施。

伪蒙疆银行成立后，由民国27年至31年(公元1938年至1942年)，因为他吮吸了难以数计的人民血汗，营业额直线上升；

民国27年，一八．九七九

民国28年，二五．四一四

民国29年，六二．○九七

民国30年，七三．四七○

民国31年，九○．五0六

民国33年(公元1944年)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阶段。日寇的经济情况，更见衰退。当时归绥(厚和市)市上通行的货币，除了伪蒙疆银行的钞票外，尚有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货币与一分、五分、一角的硬辅币。纸币的最大面额为500元，票面上印有孔子和天坛的图案，那时，北京一带曾有孔子“望天坛，两眼泪不干，大票出了笼，五百当一元，汉奸发横财，百姓气难喘，物价天天涨，饿死谁可怜”的歌谣。

(十一)李鹤椿、邢克让与郑福成

归化城的金融历史，由清朝雍正初年，至解放前夕，计有236年。其间在各银钱号与有关机构中，也曾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经理人，他们在金融界起过一些好的和坏的作用。现分志如下，仅作参考。

一、效忠乔务的李鹤椿。光绪初年，山西祁县封建资本家乔务，承受了老人的遗产，在包头镇继续经营后盛公、后盛西油房、石盛西当号、盛西面庄与通和粮店等。在归化城经营法中庸钱铺、南北通顺店、大德粮店与德兴粮店等。那时它们都互通声气，几乎垄断了整个的西口外。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前后，乔务曾来归化城清查各号柜事，事后为了与伙友们联络感情，测验他们的智谋能力，就提出了一部份现金，开放赌场。当时有李鹤椿者，山西忻县人，幼年时期，曾在东义源钱铺学徒，因为他的能力较强，几年后，就担任了上街跑外的工作。那时他准备投效乔门，就在开赌的时候，偕同法中庸钱铺的伙友，出场压宝，猜中了乔务的意图，就跟踪追随，每次的兑门上，他都下注压中；这么一来，就惹起乔务对李鹤椿的注意，当场问明了他的姓名、籍贯与来历，又经过同业的介绍，李鹤椿就辞退了东义源的职务，投身于法中庸。经过了几年的工夫，由于财东的提拔，逐渐升任为大掌柜(经理)。法中庸在李鹤椿经营时期，为了扩展业务，曾附设法如春账庄，办理借贷，它们凭持乔务拥有压倒优势的资本，就以空卖空，大搞“号盘”。扰乱地方金融，也曾一再惹起地方官府的注意。同时乔务也在包头抛出很大的资本，到处收购胡油、麻油，企图垄断市场，大搞霸盘。但因物资充斥，油的行情，不仅未见上升，反而逐渐回疲。在那个时候，他所买的胡油、麻油，因为数量庞大，无处存放，同时也是为了刺激油价上涨，打算将这些油汁倒入黄河。这个消息传出后，激起当地群众的公愤，申诉官府，提出没收资本，予以严惩的要求。乔务获知情况后星夜逃出包头，隐匿于归化城的法中庸。那时当地官府为了勒索乔务，就在归包两城下令通缉。当官府获知乔隐匿在法中庸时便严令李鹤椿将乔务限期交出，解送二府衙门，依法审讯。在此事态严重，形势逼人的紧急时刻，李鹤椿一面派人将乔务护送他往，一面将油市霸盘与捣乱金融等一切非法行动，完全揽在自己身上。那时地方官府曾以种种非刑，逼供乔务的主谋与事迹，但他为了效忠财东，矢口否认。经过各级衙门的拷问终难定狱判罪，最后解送太原巡按使衙门，动用“跪火炼”的酷刑他仍守口如瓶咬定全系己为无干乔务。结案后因他身受非刑两腿残废。乔务念李耿耿忠心，便给他规定了种种优厚待遇，终生在法中庸得到生活保障。

二、疯狂一时的邢克让。邢克让，字揖，山西崞县原平镇人。幼年时期，曾在山西代县阳明堡由刘缸房出资开设的面铺里学徒。光绪末年，转移于归化城，在德生昌钱铺司帐。民国3年(公元1914年)，他承受了山西崞县史载名等的资本，脱离了德生昌，接办了蔚隆泰钱庄，担任经理。民国6年(公元1917年)，大盛魁为了垄断金融，出资现洋四万元开设了通盛远银号，经理一职也由他兼任。马福祥任绥远都统时期，因他是金融巨商，委任为绥远筹饷局局长。民国8年(公元1919年)晋北镇守使张汉捷等筹办北平银行，曾聘请他兼任经理，不久绥远总商会也推选他担任会长。

民国10年，(公元1921年)邢克让根据大盛魁的指示，以通盛远的名义大量抛售铜元，收构银元；当时包头的广生店，在山西祁县帮复字号的支援下，就大量地抛售银元收购铜元，借以排斥侵入包头市场的大盛魁资本。这种赌博性的“虎盘”生意开始后，双方势均力敌，谁也不肯认输。于是双方的赌注愈来愈大，斗争也愈演愈烈。最后不得不把虚盘转变为实盘，互相进行收交实物，即：通盛远要交出它所卖出的铜元，收回它所买下的银元；广生店也要交出它所卖出的银元，收回它所买下的铜元。通盛远由于有大盛魁做后台，就利用这种关系，除向附近的各城市尽量收购铜元外，还在其它城市和农村中收集，将收集到的铜元用牛车，马车，板车日夜不停地运进包头，交付了广生店，马上向广生店逼索银元。同时他又勾通了绥远都统署，下了命令，限制包头的铜元出境，广生店虽然是依靠复字号也有雄厚的资本，但它毕竟是钱庄生意，活动范围局限于大、中城市，在小城镇和农村中的活动就比不上大盛魁。再加上官府公布了限制包头铜元出城的命令，使它愈显得施展不开。对方交来大量的铜元，在点收和保管方面，也都成为应付不暇的繁难事件。通盛远交足了铜元之后，就催逼它立刻交出银元，这更使它难于应付，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广生店的经理胡振业，亲自到归化城求见通盛远经理邢克让，表示低头认输，请他放松一步，代求官署，解除禁令，以便结束这一段赌博性的虎盘生意。邢克让表面上对胡振业陪同烟赌，盛宴招待，但对他所请求之事，则以无能为力来推诿，并运动官署再张布告，严为查禁。结果是通盛远获取暴利，迫使广生店停业关门。胡振业也气愤而死，复字号也受了不少经济损失。

由于邢克让大搞买空卖空的虎盘，使归化城与包头的金融波动、物价不稳，给一般穷困人民，带来了不少的苦难。因而邢克让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唯利是图、暴发横财的钱商典型。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国民军移驻归绥。绥远都统李呜钟以邢克让气炎嚣张，操纵金融，将其扣押入狱。从此炫赫一时的邢克让就此销声匿迹结束了他的一切事业。

三、协助平事官钱局稳定金融的郑福成。郑福成，山西省宝襄县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7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清末北洋大巨袁世凯在筹办户部银行与直录省官银号之前，为了培养金融人才，曾在天津开设了北洋银行专科所，招收商人子弟前往学习。郑福成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后季，被保送入所，随同第一期学员学习金融、经济与银行学等新课程。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被派到天津直录官银号总号练习业务。不久，官银号改名为直录省银行，他又被派往北京与上海分行工作。民国2年(公元1918)刘懋赏、李尚仁等成立广裕公司，利用桑乾河的水源，在雁北朔县、应县、山强、岱岳镇一带，开挖渠道，兴办水利。同时为了经费，招集股份，开设裕丰银行于朔县，由郑担任协理，并在太原、大同、宁武、应县等处设立分行与代理店。后因工程费用浩大，不堪支垫，虽由高步青等继续增加资本，将总行移于太原，但以垫款难收，卒告歇业。

民国15年(公元1926年)，大盛魁在归绥筹办绥远电灯公司，郑与王梦麟应段履庄的邀请，一度来绥，逗留不久，仍返太原。民国18年(公元1929年)，他与王梦麟再行来绥接受绥远建设厅的挽留，正式担任了了绥远电灯公司的副经理。从此奠定了解放前归绥市的电业基础。民国22年(公元1933年)，由于他个人的活动，得到了各钱庄的支援，筹集资金十八万元，成立了绥远面粉厂，民国23年(公元1934年)一月投入生产。在他主办面粉厂与电灯公司时期，对一般粮店的粮款，随时交付，无形中就将“标期”、“骡期”的惯例，逐渐废除。同年冬，绥远平市官钱局又发生了挤兑风潮，当时董事会与财政当局感到情势严重，虽也曾设法予以应付，但因银根奇紧无济于事。郑福成了解这一情况后，认识到为了不使归绥人民再吃钞票的大亏，必须设法维持平市官钱局的信用，因此他以满腔热情请准当局，将库存面粉，作为实物准备，不论新钞旧钞，都按时价，一律兑换面粉。这么一来，不但挤兑风潮马上平息，而且积存的面粉，得借机脱售，一举两得，颇受当地群众与财政当局的感念和称赞。七七事变发生后，归绥的物价不断上涨。当时郑福成便将人民日常生活必需面粉按原价大量抛售，使归绥市的面粉价格，在那风雨飘摇，动荡不定之中，始终保持稳定，这应该说是郑福成关心民生，为人民办的一件好事。

(十二)编后附记

“归化城金融史话”，主要是根据访问记录整理而成。由于既无文献记载，又缺乏系统参考资料，因而结构凌乱，质量不高，如以通常的史料来衡量，也难免有传闻失实和表达不当之处。在进行访问当中，绝大部份资料是由冯子文、左殿超二位老先生与彭志良先生提供，郑福成、康玉寿、皇甫莹、李希珍，阎瑛、王耀臣等各位先生也有部分口述，一并致谢，并请各界人士予以指正。